政府、企業及個人的行為如何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力、維護好自己的權益，劃分清楚它們之間的邊界、處理好相互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的體制下的情形差異較大。計劃經濟年代，政府的權力至高無上，絲毫可以不把企業、個人的權力放在眼里，當然也就不用管他們的利益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充分發揮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與個人的作用，其核心問題就是要處理好公權與私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老夏對當前流行的兩句話“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即禁止”談一點自己的認識。
一、概念界定
1. “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含義
“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即禁止”。這是兩個意思完全相反的法律諺語。對私權力來說，"法無禁止即可為";對公權力來說，"法無授權即禁止"。
作為一個公民，他不僅可以大膽地運用自己的權力(法無禁止即可為)，而且還可以勇敢地監督政府(法無授權即禁止)。
對政府而言，不但要謹慎運用手中每一份權力(法無授權即禁止)，還必須尊重公民每一份權利(法無禁止即可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2. “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即禁止”劃出權力邊界線
在2014年2月11日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指出：對市場主體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政府而言，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句話，言簡意賅地為政府與市場間劃出了一條明確的邊界線，也為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給出了明確的方向。
過去，無論是外資企業還是內資企業，其生產經營活動都只能在指定范圍內進行。應該說，在政府起主導作用的市場初創時期，這樣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市場經濟體系已經確立的今天，政府指導市場主體的做法愈來愈顯現出其弊端。全面指導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為審批制尋找到了合法性，這實際上也為審批制所帶來的種種腐敗和抑制經濟的行為創造了合法性。市場具有比行政意志更為敏感的經濟意識和更為快捷的糾錯能力，如果只能囿于規定的條條框框內行事，盡管可能防范一定的市場風險，但卻必須付出昂貴的成本，而且，并不能排除更大的結構性風險。
二、“法無禁止即可為”的適用范圍
1. “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歷史沿革及特點
“法無禁止即可為”早在古希臘的政治哲學中就得以體現，蘊含在“法律之下的自由”中。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一原則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和推廣。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和隨后的1791年憲法以法律形式確認了這一原則：“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法無禁止即可為”有以下特點：
第一，“法無禁止即可為”的主體是公民。從古希臘到現代的自由理論中，自由首先指的是公民的自由，而不是國家的自由。
第二，“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內容是權利。權利是公民依自己意志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資格或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自由即是權利。
第三，“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相對方是權力。法律是行使權力的依據，對于法律未禁止公民行為的事項，公權力不得恣意干預。
2. “法無禁止即可為”的適用范圍
“法無禁止即可為”主要適用于私法領域，但在公法領域，“法無禁止即可為”則受到一定限制。中國現行憲法以列舉方式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人身自由、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示威等自由。對基本權利的列舉基于“無救濟即無權利”的理念，通過明確列舉可以強化對基本權利的保護。然而法律無法列舉所有權利，未被列舉事項常常遭到忽視或否定。比如中國憲法未列舉結社、罷工、遷徙等自由，對此類既未明文允許又未明文禁止的事項，很難說可以適用“法無禁止即自由”。當然，盡管在公法領域對法不禁止即自由有所限制，但是，它仍然是應該保護公民自由權利的一個主要法律原則。一般來說，只要法律未禁止的，便是公民的自由。這樣有利于實現公民權利的最大化，符合法治社會的民主精神。
三、公權力只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
有人認為“法無授權即禁止”是“畫地為牢”，會禁錮政府的開放思想與創造精神，從而影響地方的發展。那么，公權力能否適用“法無禁止即可為”?為何當前屢現公權力“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實踐，我們又該如何界定公權力的適用范圍?
1. 公權力為什么不適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呢?
理由如下：
第一，從公權力的天性看，公權力有任意擴張和侵略私權的天性。孟德斯鳩說，“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提出了三權分立理論，其目的就在于以權力制約權力，通過抑制權力之惡以弘揚權力之善。社會主義國家更加強調權力的監督制約與反腐倡廉。所以，權力的范圍與限度是明顯小于權利的，此所謂“制約權力以保障權利”。所以，不能將用于保障權利的法不禁止即自由錯誤地用于對權力的界定上。否則，勢必使權力過分張揚與膨脹。
第二，從公權力的來源看，公權力源于私權利。從啟蒙時代確立的民主理論認為，國家權力來源于公民權利，因此，權利在位階上高于權力，在界域上廣于權力。權力服務于權利，只能為了權利而約束權力，而不能為了權力而約束權利。從權利與權力的關系來看，“法無禁止即可為”是一個寬泛的、擴充性的、外向性的規定，更適用于私權利的自由性;“法無授權即禁止”是一個狹窄的、限制性的、內斂性的規定，更適合公權力的克制性。
2. 公權力適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后果
第一，公權力適用于“法無禁止即可為”，理論上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是會會導致公權力的無限擴張，從而成為警察國家;二是會產生泛刑化、重刑化，用嚴刑峻法治理社會，會走向反法治反人權的專制社會，帶來對權力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
第二，公權力適用于“法無禁止即可為”，在實際生活中會產生兩方面的消極后果：一是濫作為。由此帶來的隨意執法損害了法律權威，破壞了公民的法律信仰，而這種法律信仰比嚴苛的法律制度更為珍貴。二是不作為。“法無禁止即可為”意味著自由選擇，即對法律未禁止的事項，可以選擇做也可以選擇不做。對個人而言，這種自由意味著權利，為或不為出于個人意愿而免于外部干預。但是對國家而言，權力的行使具有強制性，公權力不是自由而是職責，因而不能隨意放棄。權力的存在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權利，權力的不作為將會喪失其存在的目的和意義。
3. 必須遏制公權力領域的“法無禁止即可為”
在我國，公權力的運行在總體上是符合法治與民主精神的。但也要看到有時還會出現公權力“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現實。一些地方及部門的干部，以“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觀念，任意使用公權力，其指導思想就是“法無禁止即可為”，在實踐中產生巨大的危害。此種情形不勝枚舉。因此，要遏制公權力“法無禁止即可為”的頻頻發生，應從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樹立憲法法律至上的權威觀。公權力的權威來自于憲法和法律的授予，而不是來自于公權力所占有的經濟資源或強制力量。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權力配置，都應嚴格遵循憲法和其他公法規范，尤其是各類組織法。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管理行為必須有法律授權，凡是未經法律明確授予的權力都不是合法權力。這也是為了防止相關權力的泛濫而造成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受損。
第二，理順政策和法律的關系。法律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但是同樣會具有滯后性;政策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但是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先行先試”、“敢想敢干”的政策觀固然能夠及時有效地發揮公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引導和促進作用，但是離開法律的約束，就會走向反面。我們應當在政策和法律功能和內容一致性的基礎上，實現二者的互補。既要堅持依法辦事，維護法律權威，又要依據新的政策及時修訂法律。
第三，處理好經濟與法律的關系。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法律應當尊重經濟規律，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秩序保障并克服其不利影響。在“法無授權”和“法無禁止”之間的“空白地帶”或“邊緣領域”，國家權力仍應遵循“法無授權即禁止”。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涉租尋租空間。
第四，處理好“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與堅持“解放思想”的關系。堅持解放思想，繼續改革開放仍然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不得違背現行法律規定，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堅持解放思想，反對本本主義，并不是說不要本本，尤其不能扔掉法律文本。不唯上、不唯書不意味著不唯法。改革就是變法，在法律未修訂前，公權力不能突破現有授權。解放思想不是拋棄法律，而是要依法定程序修改和完善法律。因而，解放思想、改革開放與“法無授權即禁止”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的。通過法律授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獲得了積極的制度支持和秩序保障;通過“法無授權即禁止”，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避免了公權力的恣意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