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開總結會，北京的大老板在會上講，做事情，要看事務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前也有領導講過類似的話，不過用詞更加形象一些，叫抓牛鼻子。看事物看到了一定的程度，總結起來都是有共性的，只不過有人說起來陽春白雪，有的喜歡下里巴人，聽無先后，達者為佳。

今天早上看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又在跳升，應該是受周五非農就業人口數據遠高預期的影響。對于美聯儲來說，兩個目標是非常明確的：通脹可控，就業可控。一切的行為都是圍繞著這兩個核心要求來執行的。盡管此前在操作和執行速度上被人詬病，但無論是鮑威爾還是耶倫其后也都有勇氣站出來，講是自己當時對形勢的判斷不足，其核心矛盾是沒有變化的。

對于歐盟來講，似乎更簡單一些，通脹是唯一的目標。只不過歐盟在執行的過程中并未真的如其所宣揚的那樣注重唯一性，不僅會顧忌成員國之間的國債收益率利差撕裂，更缺少一顆堅韌的不懼衰退來臨的心。

我以前一直覺得加息不會特別地猛烈，因為資產負債表的收縮如果太快，會引至利潤表的難看。現在看來，這個想法有很大缺憾。次遞加息自然會帶來需求的收縮并引至資產負債表增長放緩，同時亦會削弱多年的資本過剩，引發身體羸弱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步履維艱，但它是糾正經濟錯誤的必經之路。

至少以過去百十年來的情況來看，糾正不可能沒有代價，所不同的在于代價的大小，以及由誰來分擔更多而已。我們吃了多年低息的紅利并在其中賺了不少錢，現下要交出來一些，似也理所應當。遠的不講，就今年，非稅收入應該有大比率增加才對。印象里，沙迦酋長國的收入支柱之一，就是罰沒收入。

說到底，就是在經濟修復和生活痛苦之間搖擺，看哪一個先受不住。過往的兩三次經驗或者教訓是，稍痛一些，就要求打麻醉針。

就銀行來說，這兩年的主要矛盾可能就是一個：負債成本。前些年的低息環境與年復一年的盈利增長要求，讓眾多機構形成了慣性。對于以穩健偏好為主的銀行機構來講，無論是2015還是2020年的流動性緊張，事后來看都是短期的，而境外市場的利率在短暫的跳躍之后更加低迷，所以從歷史和數據中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并用于說服中臺：與其從交易上賺錢，不如從久期上搏利。直到2022年來臨。

而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承擔者，對于各家行來講可能都是指司庫部門。1年期美元離岸成本從去年最低時的0.4%升了大約9倍，如果考慮到歐洲銀行的需求，那么還可以提升到10倍多。暴力拉升之下，只要資產與負債久期有錯配，就都得為以前的操作付賬單。而如果此前為了多追求幾十個點的收益做了浮息轉固息IRS套保交易的，那還要多付一部分服務費。就我目前有知識來看，沒有一定機構，不做期限錯配的，只是盤子大小，久期多少不同，而已。

負債成本的暴漲，除了帶來營收支出的增加，還有許多其他的影響。比如對客戶存款定價權的收緊，對新增貸款業務的盈利要求增加，對客戶選擇的區域及風險偏好的降低，畢竟現在金融市場上不說天天雷鳴電閃，但風云涌動是一定的。

然而相對明年來講，今年可能還容易一些。因為算是加息元年，此前大家多少還是做了些準備，拉長了一些負債久期的。而利率的漸進加息，如果分段來看，就是明年的綜合成本幾乎一定要比今年高。如果恰好手里拿了大把明年也不會到期的固息資產，此消彼長之下，明年要繼續正向的利潤曲線，不僅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也是一定不能少了。

這個問題是很值得多花些筆墨的，等得空了，再去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