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著百合標簽的ACG作品越來越多。僅是今年秋季動畫,就有《突擊莉莉》《安達與島村》《Love Live!虹咲學園學園偶像同好會》等受矚目的作品。前幾年也有《終將成為你》《小林家的龍女仆》等大部分動畫觀眾都聽過的類型佳作。
而在觀眾熱切討論之余,一個從“百合”一詞出現以來就被不斷爭議的話題也逐漸在輿論中擴散開:到底什么是百合?百合和lesbian有什么區別?什么樣的作品才算百合作品——有美少女和美少女產生糾葛就夠了嗎?
以正在播出的動畫來說,最近熱度不錯的《突擊莉莉》展現了一個“魔法少女打怪獸順便在校園里卿卿我我”的經典開局,到現在為止還沒出現過一個男人。但具體到鏡頭表現上,又大量聚焦在大腿與胸部,怎么看都有著打著魔法少女旗號賣福利、回應男性凝視之嫌。

但這部動畫偏偏又用了極為正統的“校園姐妹情”套路,和被視為百合熱潮先驅的《圣母在上》如出一轍。這種明顯是針對男性觀眾的動漫算不算百合動漫呢?
實際上,至少從二十年前開始,日本的百合愛好者們就已經開始爭論這些問題,但到今天其實也沒有一個令所有人信服的結論。
對于這種定義概念類的問題,我們不妨追根溯源,看看我們現在稱之為“百合”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在近代日本的女校中誕生,又傳播到大眾文化中的。
S文化源起

《人生苦短,戀愛吧少女 大正戀愛事件薄》插畫 繪/マツオヒロミ
現在人們常說的“百合”一詞,其實不等價于作為一種性取向的lesbian。“百合”這個詞來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百合族”,而其深層內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的日本。
在明治時期以前,女性被認為只要乖乖呆在家里就好,因此通常只會接受識字級別的教育。進入明治時期后,對女性的教育逐漸普及。應運而生的,就是各個女子學校。
1870年舶來的教會女校,與1882年東京女子師范學校附屬女高的建立,象征著日本女性教育黎明期的到來;而真正的轉折點,則是1899年《高等女學校令》的實施。這條法令規定,各個縣至少建立一所高等女學校,從而僅兩年間,就將原本不足一萬的女學生數量擴到了兩萬多人;直到大正末年,已有近三十萬女學生在高等女校就讀。這大量高等女校的成立,就是百合文化的社會背景土壤。

當年的日本女校
彼時的高等女學校并不設立初高中部,而是從12、13歲開始的五年制。對于正處于青春期的少女們而言,高等女校并不僅僅是學校,同時也是被指定結婚前的避難所,是“沒有丈夫的公主們的國度”。這五年,事實上也是少女們一生中,幾乎唯一可以自由戀愛的時節。憧憬戀愛的年紀,只有女性的環境,畢業后就會嫁人、喪失自由的現實,都或多或少推了這些女孩子一把。
當時,對恥于當面表達感情的女孩子們而言,與朋友間頻繁的書信交流成了校園生活的重要部分。這些充斥著激烈情感的信,不僅是少女們情感的宣泄口,也是與友人維系、加深情感紐帶的重要方式。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名為“S”的文化出現了。
至于什么是S文化——這里不妨引用川端康成與中里恒子合著的著名S文學《少女的港灣》中的段落:
”基督教會的女子學校與官立的女子學校相比,學生之間的人情可謂更加細膩微妙。她們用各種各樣的愛稱來彼此稱呼,而高年級學生與低年級學生之間的交往更是熱情奔放……”
“所謂的‘S’,就是Sister(姐妹)的省略……一旦某個高年級學生與某個低年級學生要好了,那大家就會這么稱呼她們,并鬧得個滿城風雨。”
“說起‘要好’的話,和每個人都要好總可以吧。”
“哎呀,才不是那么一回事吶。彼此得特別地喜歡對方,互贈禮物什么的……”

《少女的港灣》 繪/中原淳一
在1950年發行的《隱語詞典》,更是簡單明脆地直接將S定義為“在女學生之間的,高年級學生與低年級的美少女近似戀情般的關系。”S的同義隱語在當時也有不少,并根據學校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稱呼。如1910年10月的雜志《紫》記載的“瞳”(お目)一詞:"上級的女學生看到了清純可愛的新生……會對朋友說:新入學的大家都很可愛,想去親眼看看呢(お目にしたい)……若是心儀的新生少女還尚未名花有主,便會將意味深長的紫色,或包含思緒的紅色緞帶熱切地交給新 立;彼此會用“我的瞳”(お目さん)這一隱語來稱呼對方”
這種充滿儀式性的饋贈,是這種高低年級一對一的S文化的重要環節。在《少女的港灣》中,是花朵與回信;在二十年前的《圣母在上》中,是念珠。在當時深受日本影響以至于同樣發展出S文化的韓國,姐妹間甚至會互送戒指。在饋贈物品之余,姐妹們還有交換書信、一起上下學、外出購物、一并學習、穿一樣的衣服、梳一樣的發型等親密行為。

而重中之重的書信,則因為飽含了愛慕、崇拜、憧憬等情感,而變得無比熾烈。在當時的少女雜志《少女畫報》中,作為讀者投稿一欄的“薔薇之所”,就收到了很多少女寫給其他少女情書般的信。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嘆息。我的孤單。我的淚水。我的信。所有的所有都在等著你呢……我愛著你哦。你的眼睛為什么那么漂亮啊。你的眼睛為什么就那么攫住我的心呢……我的胸口快被撕裂了啊。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啊。(投稿者)正木麻美 《寫不出來的事》”

當時的給S對象的信,若是羞于當面給予,便多半會投到對方的鞋箱中——《女學生手帖》
另一篇充滿少女心緒的信,其糾結與激烈的情感,更是跨越百年而毫不褪色。
“姐姐大人!我的姐姐大人啊!!請原諒我。至少請允許我在心里這樣呼喚。那時我到底怎么了?……一分鐘也忘不了姐姐大人。我是幸福的。和去世的母親一般寵愛我的姐姐大人。
我是個因為早晚都和你黏在一起,而無法將想傳達給你的事說出口的膽小鬼。在房間里只有我們二人的時候,什么話都說不出口的我,只能聽到自己小小胸口里那瘋狂的心跳聲。也許不在同一個寢室才會更幸福嗎?
那是星期三的放學后。獨自回到房間的我,突然留意到旁邊桌子上的日記。姐姐大人,請原諒我。雖然知道不好,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姐姐大人的心聲。
‘與所愛之人同處一室的喜悅與悲傷——快要溢出的血潮在胸口燃燒。將一切的一切都壓抑著的自己,是多么壞心眼啊。’
這行筆跡,在那一瞬,在我胸口留下了刻痕。
這些話就這樣被我盜走……這樣真的好嗎?這種不安從心底里升起。我當即就給姐姐大人寫了信。再也忍不住了啊。只是因為是個膽小鬼,那張粉色的信紙也被煎熬的心給燒掉了。
但是今天,我下定了決心。
——請原諒任性的我的一切吧——
寫于星期六的夜”

少女畫報 繪 /高畠華宵
刊載了如此多少女心緒的《少女畫報》,曾在1926年對S文化進行了一次令人忍俊不禁的定義:S,Sister的首字母。姐姐妹妹的意思。主要是用語稱呼妹妹。以下略。
……到底是略掉了什么,真是讓人在意啊。
少女雜志與《花物語》
如此浪漫的現實,不僅是文學的土壤,也被文學反哺的產物。在沒有網絡與電視的年代,如上述《少女畫報》一般面向少女的雜志,作為當年少女們的主要娛樂手段之一而廣為流傳。從1902年,第一本少女雜志《少女界》創刊之后,《少女世界》、《少女之友》、《少女俱樂部》等雜志也紛紛創立。
也就是在1916年的《少女畫報》上,吉屋信子開始連載被視為現代百合文學開端的《花物語》。在此后的十年里,吉屋信子以《鈴蘭》為開端,以《曼珠沙華》為終結,斷斷續續描繪了52篇少女與少女們的故事,都是以花為名,鮮少有幸福圓滿的結局。在《花物語》中,幾乎所有篇章都著筆于“邂逅-離別”這一模式——從相處幾年后的畢業、展開新的人生乃至失蹤與死別,到偶然一見鐘情,在短暫地相遇后害相思病,等等。

1916年,《花物語》第一次登上《少女畫報》

1926年,十年后的《少女畫報》上琳瑯滿目的花小說,與展示少女給少女信件的欄目“薔薇之所”
在吉屋信子的筆下,登場的少女們的關系不僅僅是前后輩,同學、教師,偶遇的少女,都可以是故事的主角。地點也從學校與宿舍,到了故鄉、家庭,《白萩》《水仙》《蘭》三篇,則是干脆迷了路后偶遇另一位主角,也就是所謂“不可思議的相遇”。
關于角色間的糾葛,吉屋信子當然也不會放過三角戀。如《麝香豌豆》中,病弱卻活潑的美少女新生綾子,被綾子傾慕的虔誠牧師的女兒佐伯,以及作為佐伯好友卻偷偷在圖書室和綾子見面、充滿罪惡感的主角真弓,這三個人之間構成了微妙的關系。在一次失敗的舍監抵抗運動后,舍監以“虔誠的基督教女孩不會撒謊”為由,逼問虔誠的佐伯抵抗事件的始作俑者;而知道罪人之一是綾子的佐伯最終選擇了違背信仰,撒謊說自己忘掉了。知曉這一切的真弓選擇了主動退出,在信里告訴綾子她覺得違背了信仰的佐伯才更適合綾子后,逐漸開始避開綾子。到了第二學期的冬季,病弱的綾子去世了。在聽合唱的贊美詩時,真弓和佐伯依偎在一起哭了起來。來年的春天,兩個人一起掃墓后,真弓去了專科學校,佐伯則選擇了神學院,兩個人就此踏上了各自的旅程。
作為花物語晚期作品的《麝香豌豆》不僅描述了三角戀愛,同樣也彰顯著吉屋信子在連載十年后對百合文化的思考。自小接觸基督教、描述過少女被感化相信神(《連名字也沒有的花》)的吉屋信子,在《麝香豌豆》中卻創造了對神不熱衷的真弓,以及背叛了神的佐伯。這種對于規制的叛逆,實際上也貫穿了整個百合與S文化。同樣,吉屋信子對于少女病態的熾烈感情亦十分敏感:在《白百合》中她描述了“葉山老師來學校后不到一個星期,全校已經流行了“葉山病”;同樣在《麝香豌豆》中,吉屋信子淡淡地拋出了覺得綾子可愛的女學生對綾子病情幾近病態的看法:“也許是肺病吧?”“是啊,畢竟是漂亮的人啊”“吐的血會染紅那比雪還白的床單吧”“真是浪漫啊”。
與小說作者同樣受追捧的,還有將少女們描繪出來的,常出沒于少女雜志之上的“抒情畫”畫師。如同今天的追星一般,在當時的少女中也分為“華宵黨”“虹兒黨”等畫師粉絲派別。

繪/蕗谷虹兒
用花來抗拒這個世界:S文化的社會影響
吉屋信子并非是當時第一個筆鋒流轉于戀愛病與真實病癥的作家。在花物語連載前,1911年5月的《東京朝日新聞》就報道了“女學生間的戀愛流行病“:她們臉頰上的緋紅并非猩紅熱,而是一種流行的戀愛病……雖然之前就有洋化之風與虛榮心盛行,但這個同性間的戀愛病,是會讓女學生品性墮落的可怕精神疾患……十年前就有征兆,近兩三年有來愈演愈烈之勢……染上此病的女學生,大多是有看那些雜志、小說……”
逃往小說的世界似乎是必然的,現實世界對于少女們的桎梏一直都在。不得不聽從父母的安排,與定好的男人結婚,生孩子——一切都讓“結婚”這個詞幾乎等同于不含什么愛意的、簡單的肉體關系。而作為對比的,便是女學生之間幾近純粹,又在彼此廝磨中不斷精神化、理想化、乃至浪漫化的關系。壓迫的現實,百合文學的百花齊放,哪怕獲得了愛慕的姐姐,或是可愛的妹妹也只有短短五年的自由……這些要素一并促成的“空想戀愛流行病”,在一些女學生看來是簡直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同年10月《東京朝日新聞》就記載了來自女學生理直氣壯的反駁:“認為同性愛是不可思議的狼狽的教育者們啊,灌輸‘男人都是巧舌如簧的嘴臉,男人給的信都是惡魔的勸誘’的不就是你們嗎?被灌輸這種東西,去愛其他女孩子,不是再正常不過——不如說若是鮮有同性之愛才是怪事吧?”
在這樣的爭論之間,1911年的7月21日發生了一件事。時年二十(約畢業兩三年)的曾根定子在家里,因為被定了親事甚為消沉。她被父親一再告誡,她與女校時代就無比親密的朋友岡村玉江(同為二十歲)的“友誼”有些越界了。她從家里溜了出來。同日,岡村玉江也同樣溜出家門。兩個人從東京的飯田橋,經過直江津,最后抵達了新瀉的糸魚川。26日,二人在糸魚川的親不知海邊,雙雙殉情。
這次殉情事件,像是往本就熾熱的油鍋中灑了水一般,一時以記者和教育家為中心,“女學生間的親密交友是否過于危險”這一話題無比火熱。幾個月后,在譴責過于激烈的情感后,《婦女新聞》做出了一條和事佬般的評論:女學生的熱情決不能扼殺。最重要的是,要在適當的時候引導它燃燒。”
最終,尋求解決方案無果的社會與校方讓了步:不扼殺,放任少女們在校園里燃燒。只要畢業后可以結束這種關系,那么對于校園內女學生間的過度親密,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于是并未遭到過度壓迫的百合文化與百合文學,依舊在蓬勃發展。只是這種放任,更像是一種憐憫般的妥協。1930年左右,日本大量的女學生殉情事件發生;甚至這種風氣也飄到了S文化同樣盛行的韓國,因為S的對象結婚而留下遺書“好想姐姐給我一個窒息的吻”然后自殺的事件也有發生。

1931年4月8日上午11點,一個叫金永珠的韓國女孩來到女校時期的朋友洪玉林的家。下午4點,這兩個穿著時尚的二十多歲姑娘在永登浦站下了車,在問過一個小孩子仁川的方向后,她們笑嘻嘻地給了小孩子十枚硬幣作為獎勵。之后她們牽著手沿著鐵軌經過兩旁盛開的杜鵑花,踏著尚未化開的積雪走了四十多分鐘。在下午4時45分,她們抱在一起,向從仁川開往首爾的428號列車沖了過去。
“我在事發的前一天晚上發現了遺囑……”洪玉林的母親回憶,“但真的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因為她們離開家時是笑著的。”社會對兩個家境寬裕的少女死亡當然是震驚且不解的——直到發現兩個人的關系,與二人不幸的婚姻。“她那時被困在房間里,只是一味地讀著日本的愛情故事。”“婚姻奪走了她的一切。”

改編金洪二人殉情事件的韓國戲劇
盡管在如今看來,實際存在的S文化并不如文學界那么“純粹地前后輩一對一”,也擴散到了同級生或是師生間,但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有一個標準是非常鮮明的:S不同于純粹的女同性戀,它更趨近于女學生與喜歡的人之間一種純粹的精神紐帶,與性或者性取向無關。換句話說,是只有女性的柏拉圖戀情。當時社會對S甚至是殉情的容忍,也多出于此。
純潔的女學生進行“戀愛的預行練習”“異性戀的前階段”“青春期暫時性的感情”……諸如此類的說法在當時很多。若是女學生間逾越了只限精神的紅線,也會被立刻打上“異常”“病態”等標簽。身為女同性戀的吉屋信子也是如此;即便她的百合小說備受贊譽,當她寫出包含露骨同性愛的《黑薔薇》等作品時,抨擊的浪潮也如約而至。由此,在S的關系中,只存在精神的柏拉圖模式,算是女學生們與社會的默契。
如今回溯,百年前的社會對于“臨時同性戀”和“真同性戀”的二元判斷幾乎可以說是傲慢的;使用“好感度一般是友情,好感度高了是愛情”這種粗暴的單向量劃分,對于當年的女學生們也并沒有什么意義。倒不如說,當時的少女,憑借她們懵懂而熾烈的情感,以S之名,摸索出了只屬于她們與姐妹間,各種各樣曖昧而微妙的情感關系。
而這種微妙的S關系,也同樣被《圣母在上》等作品繼承。《圣母在上》的作者今野也在采訪中表示:“我的作品被說成是‘戀愛’的話有點不對……也不能單純地說是‘友情和尊敬’。如果說是不同于戀愛的百合的話,那么百合的意思會相當復雜。她們(指《圣母在上》的角色)之間的關系,是很模糊的。”
或許正如《丸子與銀河龍》中阿爾可與丸子的問答:
——既不是戀、也不是愛,究竟是什么呢。這種溫暖的感情。也不是家族。是友情嗎?
——那一定,什么都不是吧。還尚未化作詞匯,沒有誕生的感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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