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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國內發生了兩件改變歷史的大事，其一是在7月1日，香港順利回歸。其次便是在此之前的3月14日，重慶被重新劃分為直轄市，這也是重慶歷史上第三次成為直轄市。

從此之后，重慶的地位沒有再變過，一直作為直轄市屹立于我國的西南腹地，也是我國四個直轄市中，除首都北京外，唯一一個不沿海的內陸城市。

重慶的特殊也不止于此，與其他三個直轄市相比較而來，重慶是它們三家面積總量之和兩倍還多，人口更居四大直轄市首位。2021年重慶GDP高達2.79萬億元，全國排名第五。

可在數十年前，重慶還是一個鮮有問津的山城霧都，它又是如何從四川省剝離出來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強大的呢？這還要從頭說起。

川渝分家

1937年之前，重慶雖然有些名氣，但也只限于西南地區，作為四川省的一部分，它也并沒有能夠像省會成都一樣，得到太多的經濟資源。

更何況重慶是一個山城，地形的復雜也使得這座城市在一開始的時候并沒有被大家所看好。

直到1937年，由于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進行，國民黨又在軍事斗爭方面節節敗退。南京國民政府意識到，抗日戰爭會是一場較為持久的斗爭。

為了長期抗日，適應戰局，國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重慶正式一躍成為抗戰時期的臨時首都，而此時的重慶還在四川省的管轄之中。

隨著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大批社會各界人員的涌入，山城重慶似乎是被喚醒了一般。

公路交通一條條被修建了起來，再加上宜昌大撤退，大批軍工企業轉移重慶，一夜之間，山城重慶似乎是要崛起了。

可既然重慶已然發展了起來，如果還只是作為四川省所管轄的一個普通地區，那么勢必會限制它的發展，更有損國民政府的威嚴。

于是乎重慶很快被國民黨政府再次破格提升為中央院轄市，即我們所謂的直轄市，并且逐漸擴大了重慶市的管理范圍。

重慶在此時不止進入了全國人民的視線，更進入了全世界人民的視線。1940年9月6日，隨著中日戰事的膠著，國民政府又再次發布政令，將重慶的定為中華民國的陪都。

這下，無論是經濟實力上還是政治影響力上，重慶都排在了全國的前列。

即便是在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卻依舊以法律的形式規定重慶作為中華民國的永久陪都。

同時在這一年，國共兩黨在這里進行了數十日的談判，史稱重慶談判。

重慶在這些年見證了中國太多的風雨，為自身增添了不少歷史的印記，可它的命運和使命還遠不止于此。

變革發展

新中國成立前夕，重慶的政治地位早已淡化許多了。

然而在1949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重慶后，又將其劃入西南大區管轄，并成為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是西南大區代管的中央直轄市。

一直到1954年，全國撤銷各大區，這才取消了重慶直轄市的身份，并再次與四川省合并，降為副省級市。

雖然中央取消了重慶直轄市的身份，可卻也沒有遺忘重慶，并根據當時的發展需要，不斷地擴大重慶的面積。

不僅將貴州的17個鄉劃給了重慶，還在遠離重慶市區的地方，設立新的大區，這無不表明著重慶將會再次崛起。

中央之所以這么看重重慶，不單單是它厚重的歷史底蘊，更是由于重慶地理位置的優越。

重慶位于長江上游，地處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西部資源富集區的要沖之地，有著承東啟西，左傳右遞的樞紐作用。

如果重慶將來能夠發展起來，勢必能夠帶動周遭城市的經濟發展。只是當時的四川省卻也并非只有重慶一個潛力股，還有一個省會城市成都穩穩地壓在它的頭上。

而四川省的大多數資源和經濟也都會被優先注入省會成都，重慶反而處處受制，這無疑是很難促進重慶的發展的。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四川省政府其實也是頗為頭疼，資源是有限的，城市的發展又是必須的。

更何況，除重慶，成都以外，還有其他城市也需要發展。僧多肉少，便只能優先省會的發展。

再加上重慶山城地勢的復雜與交通的不便，也使得許多想要來這里投資建廠的企業家望而生畏。

他們也反而更愿意把資金和技術注入到省會城市成都之中，畢竟，當時成都的政治地位要遠勝于重慶。

此時的重慶，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光輝，在其他城市利用國內相對穩定的環境迎頭發展之時，它卻變得舉步維艱，慢慢消失在大眾的視線之中，逐漸淪落為二、三線城市。

可人生中的機遇總是會有的，也許它一時難以顯現，但只要我們自身不斷地努力奮進，命運總會垂憐我們的。有時只是需要我們靜下心來，慢慢等待。

重慶果然在它命運坎坷的路上，碰到了更大的機遇——三峽水利工程。以至于在當時甚至有坊間傳聞重慶轄不轄，關鍵看三峽。

三峽水利工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工程量最大，耗費時間最長的工程，同時也是整個世界上，目前為止最大的水電站。

由此可見三峽水利工程建設之復雜艱難，更何況其中會牽扯諸多問題。

而在三峽水利工程籌建的過程之中，最為緊要，也是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便是制定移民安置計劃和做好安置移民試點工作。

可三峽水利工程所涉及的受淹地區和受淹百姓也不是一萬兩萬，而是足有113萬之巨。雖然我們的國土面積在全球也排在前三之列，安置一百多萬的群眾居住仿佛不是什么難事。

可人口遷移所涉及的并不單單只是簡單的人員流動，地區的選擇，人員的安置，無論哪一個都是必須妥當解決的問題。

中國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種對故土難以割舍的情懷，對于自己長期居住的地方，都有著莫大深厚的感情。

只憑一張調令，就要將上百萬人從一片故土調離到一個陌生的地區，是很難的，如果處理得不好又極其容易引發民怨。

三峽水利工程的主要負責人李鵬在向鄧小平同志匯報有關三峽工程的工作內容時，提出或可以成立專門的三峽行政區。

依托行政區的力量來支持三峽工程的建設，并同時做好受淹區的移民與經濟開發。

李鵬同志的設想是涵蓋了當時的重慶地區，因為重慶這些年雖然發展遲緩，可卻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和人才支持。

如果將重慶與四川分離出來，并入三峽之中。不僅可以解決當時四川的經濟發展失衡問題，又可以借以帶動未來三峽行政區的經濟。

只是在后來事關三峽的看法上，中央的意見產生了不一。雖然在1985年成立了三峽籌備組，并將多處劃分到了三峽的管轄范圍，可是這個范圍之中，卻沒有了重慶。

而是將四川和湖北的幾個區域劃分在一起，重新成立一個新的省份——三峽省，定省會于湖北宜昌。可在后來的調研之中，中央也發現了三峽的先天不足。

它的地域面積實在是太過狹小，僅只有八萬多平方公里，人口更為稀少，位列全國第二十四位，未來的工農業產值也僅僅只能越過貴州和西藏。

而且新省會的成立，勢必要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省級機構，增加公務員編制，產生一系列不必要的費用支出。

更何況從種種數據上來看，設想中的三峽省無疑會是中國一個又小又窮的新省。既不能承擔起一個省份應有的政治經濟任務，更沒有足夠強大的城市可以輻射省份四周的其他城市。

又恰逢在1985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許多學者對三峽工程的建設也提出了許多反對意見。

認為三峽工程的建設勢必會造成水庫的地質災害和其他地區水質的惡化，這些反對意見使得三峽工程的前途未卜。

三峽省本就是為了三峽工程而服務的，若三峽工程都不能如期開展，三峽省就更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是如果不設立三峽省，被淹區域的百萬群眾應該去哪里轉移？哪里又能一下子承接113萬的群眾，并且不會帶來太多的不利影響。

李鵬這時猛然想起自己在向鄧小平同志匯報關于三峽工程時，鄧小平同志的一個大膽設想。

可以考慮把四川省分為兩個省，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鄧小平同志的這一大膽設想，為以后重慶建立直轄市起到了絕無僅有的指導作用。

1985年11月9日，李鵬同志在考察三峽工程之時，對陪同的四川省主要領導人，提議道：

為了發揮重慶作為長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為統一規劃管理三峽移民，可考慮設立重慶直轄市，你們回去以后開始考慮研究。

返回四川后，四川省的主要領導人員通過研究調查，將重慶、萬縣、涪陵等幾個地區的地理、資源、經濟等情況做了一個深入的了解，并做出了有關重慶與四川分家的兩套方案，呈報給了中央。

對于四川省呈交的兩套方案，中央內部也陷入了激烈的討論之中。如果將太多的縣域劃給重慶，那么重慶也很難發揮其作用，不能起到一個很好的牽引。

此外，如果重慶直管范圍太大，會不會鞭長莫及，削弱上級領導？這都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在經過中央數十日的研討之下，最終還是確立了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想法。

對于劃分過去的縣市先不改變大的體制，保持穩定，對于直轄阻力最大的地市一級，也可先保留地市，改制逐漸到位。

將重慶與四川分離出來，并建立直轄市的想法，四川省的主要領導人員大多也都是贊成的。

因為這樣不僅可以避免之前四川省面積過于龐大，人員機構過于復雜的面貌，也可以更加地合理分配四川的整體資源，帶動四川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而分割出去的重慶不僅不會再受到資源分配方面的牽制，還可以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得以發展，帶動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開發，同時擔負起三峽淹區群眾的轉移。

這對四川和重慶來說，無疑都是一場雙贏的局面。113萬的淹區群眾將轉移到距離他們較近的重慶。同時為了增強遷移的民眾的歸屬感，中央又將三峽庫區劃分到重慶市的管轄之中。

新人口和新地區的注入勢必會為重慶增添一股新的活力，重慶的人口也將猛數增長到3042萬人，占地面積達到了8.24萬平方公里。

要知道，同時期的四川人口僅有8429萬人，占地面積也不過48.6萬平方公里。于是在1996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將重慶建設為直轄市。

并在一系列的準備下，最終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2400多名人大代表投下了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贊成票，審議最終通過了關于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

至此，重慶再一次地與四川省分離，第三次成為中央直屬的地區。

勢如破竹

重慶直轄市的建立決不單單只是為了三峽工程的安置問題，也是為了使得重慶能夠更好地發揮其地理位置的優勢，帶動川東地區，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發展。

再次成為直轄市的重慶，也果然沒有讓中央和地方失望，一下子便趕超了曾經力壓它許久的四川省會成都，經濟實力更是周遭城市難以匹敵的。

當許多地區還在面臨用工難的問題之時，重慶卻憑借自身人口的聚集和三峽遷移而來的百萬人口，大幅度地降低了企業用工的問題。相對廉價而充足的勞動力，為重慶的發展增添了不少動力。

而且成為直轄市的重慶，在政治地位上也有了更高的提升。作為全國四大直轄市之一，唯一一個身居西南地區的直轄市。

許多企業慕名而來，力圖能夠早日在重慶生根發芽。如此一來，重慶不僅有了人口動力的支撐，更具備諸多企業的牽引，經濟增長不斷攀升。

重慶也在自身經濟實力迅速提升的同時，大力幫扶其他地區，帶動了周遭地區的經濟發展。

而四川省也極大地緩解了自己內部的人口壓力，資源分配上也可以更好地把控了。這對四川和重慶來說，無疑是雙贏的局面。